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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民国学者李宗吾先生以三国三个建国者曹操、刘备和孙权为人性标本，分析人性的险恶本性即厚颜无耻和黑心歹毒的本性简称厚黑本性，李先生是一个非常幽默的大文人，他称自己这一研究成果为《厚黑学》。李先生认为要在人心险恶的社会里成就大业，有志于成就大业者必须进行厚黑双修，达到厚不可测，黑而反光的修为程度，否则将一事无成。
李先生认为，曹操是中国历史上厚黑双修的登峰造极者第一人，曹操命名挟持皇帝，他却宣称自己是辅助皇帝，要天下人对他歌功颂德，可谓厚颜无耻至极；曹操疑心重，为了自保而不择手段、心狠手辣，他常因为捕风捉影的事情，杀害恩人和手足兄弟，对外人更是刀起头落，从不眨眼，可谓黑心歹毒至极。正因为如此，在同代弄潮儿中曹操成就最大。
刘备是与曹操搏杀到最后的两个主要对手之一，他在厚黑双修的方面肯定也非常优秀，他厚颜无耻方面与曹操不相上下，但是黑心方面的修炼不及曹操，刘备有时候还心生怜悯、该杀不杀，明知道孔孟仁义道德是约束天下百姓的缰绳，他却傻乎乎当真去做，说明刘备假仁假义，脸皮还不够厚！因此，刘备只能落得被曹操和孙权暴打，落得赶出中原，丢失荆州，龟缩在四川一地等待亡国的悲惨命运。
按照李先生的理论，孙权也是厚黑双修方面的卓越者，否则可能在曹操死亡、魏国亡国后，吴国仍然屹立不倒。但是吴国最终没有得天下，亡国于晋国皇帝司马炎之手，这说明孙权在厚黑两面不及曹操，更不及司马炎！
司马昭是曹操头号军师司马懿的儿子，而司马炎是司马昭的儿子，司马懿不仅是军师而且是军队统帅，他是那个时代的顶级奸雄，曹操的很多厚黑功力都是司马懿所赐，所以司马炎的如此厚黑也就不足为奇。
司马懿临终前给子孙们的教诲是“受人之辱，不动于色。察人之过，不扬于人。觉人之诈，不愤于人。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欲为苍鹰，勿与鸟争！”，如此可见司马懿将自己一生，怀抱鸿鹄之志，在为人处世上，藏而不露，荣辱不惊，洞察善恶而能不动声色，暗藏杀机而能审时度势，待时而动的人生心得和信条传授给他的接班人。在如此家教之中成长起来的司马炎岂能是凡间之物？！
蜀国被司马昭所灭，司马昭灭蜀国时，得到魏国驻扎在今陕西宝鸡一带地区氐族军阀的鼎立帮助，氐族是蜀国的古老民族，是古越人的嫡系族裔，是古蜀国的贵族后裔，氐族人出身于古蜀国的农耕戍边军户部队，因此氐族人不仅精通农业，而且精通军事和文化。
氐族从古至今居住在松潘高原、秦岭南麓的汉中及北麓的宝鸡（古称陈仓）一带，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在汉中封汉王，刘邦起兵与项羽争天下时，得到了氐族首领和全族人民的鼎立支持，氐族人积极加入汉军，与刘邦一起打天下，为刘邦建立汉朝立下了赫赫战功，汉朝开国后，刘邦将氐族故地全部封给氐族人，并将汉朝西北边境交给氐族军队驻守。汉朝灭亡后，氐族人和氐族军队依附魏国，因此，氐族人和氐族军队支持司马炎及其军队消灭蜀汉国很正常。
氐族人是四川和陕西关中的土著民族，他们对四川各方面的情况非常熟悉，因此他们不仅帮助司马昭消灭蜀汉朝廷及其军队，而且还帮助司马昭对帮助蜀汉朝廷的彝族等土著势力进行全面而彻底的清剿，这导致彝族等土著民族逃离四川，迁移到云贵高原各地，并通过青藏高原东北部山麓，通过河西走廊迁移到中亚和中东，彝族将他们的篝火文化和彝文化带到中亚和中东，为拜火教等中东本土宗教的产生提供丰富的文化养分。
司马炎的为人和手段，以及蜀国被灭国的惨烈故事，吴国朝廷和贵族们肯定多有耳闻，因此司马炎带领晋国（司马炎篡位后建立的国家）的千军万马气势汹汹地杀向吴国时，吴国那些贪生怕死的王族、贵族、士族和富豪们肯定都吓得不轻，因此吴国上层阶级听到司马炎兴兵灭吴的消息后，他们纷纷在长江入海口各个码头准备了无数航海大船和奴婢，渡海逃亡琉球、日本和菲律宾等岛国，以求人财保全。从此吴国的王族、贵族、士族和富豪们将吴国生活方式，生产技术，以及汉文化带到了琉球、日本和菲律宾等岛国，奠定了琉球、日本和菲律宾的建国基础和文化基础，
因此，日本人的服装一直被称为吴服，日本语也保留着吴语的发音方式和众多词汇，汉字也成为日本的法定文字，日本很多风俗也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风俗相近。如果没有这次吴国上层阶级东渡日本，也许当今日本文化形态不会比当今太平洋西南地区巴布亚新几内亚地区的土著文化好多少。
司马懿家族是一个典型的军政流氓家族，这样的家族治理国家的结果可想而知。
公元265年，司马炎篡位灭魏，建立晋朝后，司马家族开始登上中国帝王舞台。晋朝建立后，司马炎的基本国策是稳定国内和边疆，积极备战，准备消灭吴国。晋朝建立在魏国的基础上，魏国是建立在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社会基础之上，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控制中国社会的势力主要是士族（或世族）阶层，大士族往往文武兼备割据一方的军阀，虽然通过残酷战争各地士族武装已经朝廷铲除，但是士族首领仍然是当地的实际统治者，为了安抚士族，稳定地方社会，一般朝廷都给重要士族封官进爵，让他们为朝廷服务。
晋朝为了统治全国仍然继承汉朝分封制，分封亲王管制各地，但是为了避免封国割据，与朝廷为敌，晋朝削减封国的郡兵，取消地方常备军队。如此操作使国内得到稳定。
但是，帮助晋国镇守边疆的鲜卑、匈奴、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士族势力对晋朝的国策极为不满，他们认为他们为晋国南征北战、立功无数，没有得到晋国应有的封官进爵，现在还要削减他们的兵力，压缩他们的地盘，挤压他们生存和发展空间。因此，匈奴、鲜卑等边疆大士族势力首先对晋朝发难，晋朝即刻陷入战争和动荡之中。
公元270年，河西鲜卑领主秃发树机能发动叛乱攻击晋朝军队，次年盘踞陕西关中地区匈奴首领刘猛率领大军出函谷关，兵锋直指晋朝都城洛阳。
公元272年，通过两年多战争晋军阻击匈奴军的入侵，最终司马炎派晋军大将何桢招降匈奴大将李恪，从而平定匈奴首领刘猛叛乱，但是大部分匈奴军及其家属安顿在洛阳京畿地区附近，为西晋灭亡埋下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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