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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诩是欧洲三大电影节之首的戛纳，一座金棕榈奖杯所代表的荣誉与光环，绝对是金钱所无法衡量的，吉尔斯-雅各布正在试图将金棕榈奖杯打造成为业界最顶尖的荣耀，所有电影人都为之飞蛾扑火的奖杯。

    而现在，阿布戴却直接公开拍卖金棕榈奖杯，这无疑堪称是一种羞辱。

    暂时撇开蒂耶里-福茂对戛纳电影节的自负心不说，从纳兹夫-穆吉奇到阿布戴-柯西胥，短短两年时间之内却陷入了如此困境，甚至比“鸟人”所讲述的处境还要更加糟糕，其实折射出了欧洲电影产业的一个困境——至少是诸多困境之一，那就是网络时代快餐文化的影响下，让观众越来越缺少耐心。

    即使是欧洲土地之上，年轻一代愿意静下心来阅读、学习和思考的人群也正在急剧减少。

    这也意味着，全球范围内艺术电影的生存空间确实正在缩小。最直观的事实就是，愿意学习绘画或者雕塑的年轻人，比例正在下滑；而时尚或者摄影等等相对新生代艺术的受欢迎程度，则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上升。

    时代的进步，大抵就是如此。每个时代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产物。

    正是在如此背景之下，欧洲三大电影节也好，奥斯卡也罢，他们都正在面对着一个持续发展的关卡。

    如果站在历史长河的高点来看，2019年，柏林电影节选择了“同义词”、戛纳电影节选择了“寄生虫”、威尼斯电影节选择了“小丑”，后两部作品都是标准的类型片，也就是商业电影的一种；而第一部作品也是全球化时代语境之下的反思，电影语言和思考内核也都与时俱进地发生了变化。

    换而言之，商业与艺术的界限正在越来越模糊——如何让艺术电影也走进电影院，如何让商业电影在艺术层面取得突破，这是全球电影产业都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没有人希望漫改超级英雄系列彻底统治电影大屏幕。

    然后，话题重新回到蓝礼和蒂耶里身上。

    显然，蓝礼所提出的在线流媒体提案，就正在展示一种可能，商业与艺术结合的可能，蒂耶里必须正视这种可能——如果他具备了足够的长远视角。

    “福茂先生，也许你并不知道纳兹夫-穆吉奇（nazif-mujic）的现状，但你应该知道阿布戴-柯西胥的状况，对吧？”

    面对蓝礼的话语，蒂耶里的眼神流露出了一抹光芒，“如果你希望制造挑衅效果的话，那么你成功了。”

    蒂耶里非常非常不喜欢阿布戴的选择，金棕榈奖杯的拍卖，这绝对不是戛纳电影节希望看到的局面。

    蓝礼不置可否，反而是轻轻扬起了嘴角，“福茂先生，打破传统禁锢的唯一办法，就是制造冲突发起战争；否则，仅仅依靠潜移默化，年轻一代的力量是难以实现的。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敢于冒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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